公府迁往长安的决定，是在一个初冬的早晨宣布的。
彼时关中大地已经落下了第一场薄雪，细细的雪粒洒在长安城残破的城墙上，像给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城披上了一层轻纱。旧县衙的前厅里，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案前，有从魏郡带来的老部下，有关中本地新加入的官吏，也有几个刚刚从各地赶来投奔的士人。炭火烧得很旺，发出噼啪的声响，驱散了冬日的寒意。
陈冲坐在主位上，面前摊着一张关中地图，上面用朱笔标注着各县的位置和现状。他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人，开口时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：“今天叫大家来，是为了一件事——我决定，将公府从临丘迁至长安。”
厅内安静了一瞬，随即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。虽然这个决定在情理之中——毕竟长安是故都，是关中的心脏，革军既然已经控制了关中大部，公府迁来是迟早的事——但当它真正被宣布时，还是让人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杜延年首先开口，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：“主公，迁府一事牵涉甚广，公文档案、官吏家属、物资储备，都需要时间转运。可否给一个大致的时间表，我好安排人手分批启程。”
陈冲点了点头：“三个月之内完成全部迁移。第一批先运文书档案和印信，第二批是官吏家属和生活物资，第三批是留守人员的交接。魏郡那边，留王况主持日常政务，重大事项仍报长安裁决。”
杜延年飞快地在竹简上记录着，笔尖划过竹面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赵岐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听完陈冲的安排，捋了捋胡须，开口道：“将军，公府迁至长安，意味着革军的重心将从河北转向关中。这一步走出去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关中虽好，但四面受敌——西有凉州诸羌，南有汉中张鲁，东有洛阳一带的各方势力，北有匈奴和鲜卑的威胁。将军可有通盘的考虑？”
陈冲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站起身，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幅关中舆图前。图上，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心，渭水横贯其间，南倚秦岭，北靠北山，东有潼关、函谷之险，西有陇山、散关之固。他的目光从长安出发，沿着图中标注的几条主要通道，缓缓扫过四周的山川关隘，然后转过身来，面对着满堂文武，缓缓开口。
“魏郡是我们起家的地方，那里有我们最早屯垦的田地，有最早跟随我们的百姓，有最早建起来的学堂和作坊。没有魏郡，就没有今天的革军。这一点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沉了几分，“但关中，是我们立足的根基。当年秦国据关中而取天下，汉室因关中而定四百年基业。不是关中的地势有多险要，而是关中的土地能养人，关中的百姓能养兵。有了关中，我们才能真正站稳脚跟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”
他走回案前，双手撑在案沿，身体微微前倾：“至于四面之敌，我确实想过很多。凉州诸羌目前内部不和，短时间内不会东侵；汉中张鲁偏安一隅，与关中并无直接利害冲突；洛阳那边的各方势力还在互相攻伐，暂时顾不上我们；北方的匈奴和鲜卑，眼下还只是边境之患，构不成心腹大患。我们需要的是时间——三年，只要三年，让关中的田地重新长出粮食，让关中的百姓重新过上安稳日子，到那时，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应对任何方向的威胁。”
厅内沉默了片刻，随即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赞同声。杜延年放下笔，摘下麦秆眼镜擦了擦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感慨：“从临丘到长安，这条路走了六年。六年前，我们连一个县城都守不住；六年后，我们已经能坐在这座千年古都里，商议天下的走势了。”
三个月后，公府的迁移工作如期完成。
最后一批车队抵达长安的那天，是一个晴朗的冬日。阳光清澈而寒冷，照在长安城的街道上，把人和物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清晰。车队浩浩荡荡，绵延数里，有满载竹简文书的牛车，有驮着布匹器皿的骡马，有坐着官吏家眷的简陋马车，还有一群被赶着的羊——那是魏郡百姓硬塞给公府的，说是“给长安的弟兄们添点油水”。
陈冲站在城门口迎接。他看着最后一辆牛车吱呀吱呀地驶过城门洞，车上堆满了捆扎整齐的竹简，最上面放着一只用稻草编织的蚂蚱，在冬日的风中轻轻摇晃。他没有去拿那只草蚂蚱，只是看着它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对身边的赵破虏说：“走吧，去看看新的公府收拾得怎么样了。”
新的公府设在长安城原京兆尹的官署旧址上。官署的建筑在赤眉之乱中被烧毁了一部分，后来经过修缮，虽然远不及当年的气派，但好歹能用了。大门上挂着一块新制的木匾，上面写着“平革公府”四个字，字迹端正朴实，是赵岐的手笔。
陈冲站在大门前，抬头看了看那块木匾，然后跨过门槛，走进了院子。院子里有几棵老槐树，枝叶落尽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，像一幅简洁的素描。青石板铺就的甬道两侧，几个文书正抱着卷宗匆匆走过，向他们点头致意。后院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，是工匠在修缮漏雨的屋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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