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东郡，地处黄河以东，太行山以西，是连接关中与河北的咽喉要道。这里的地势复杂，既有汾河两岸的肥沃平原，也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地。自古以来，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——谁控制了河东，谁就掌握了进出关中的钥匙。
革军占领关中之后，河东郡的归属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从地理上看，河东更靠近关中，革军如果向东扩张，河东必然是首当其冲的目标。但从政治上看，河东在名义上仍然属于更始朝廷的管辖范围，而刘秀作为更始的萧王，对河东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。
于是，河东郡就成了一块被两头拉扯的布，随时可能撕裂。
最先感受到这种拉扯的，是河东郡治所安邑城的百姓。安邑城位于汾河南岸，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城。城内的居民大约有三四千户，以农耕和商贸为生。革军入关之前，这里曾被赤眉洗劫过一次，元气大伤。革军入关后，安邑城的县令是一个叫冯衍的本地士人，他既没有倒向革军，也没有倒向刘秀，而是采取了一种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——对革军，他按时缴纳规定的赋税，但数额控制在最低限度；对刘秀，他保持礼节性的往来，定期派人送去土仪问候，但从不承诺任何实质性的支持。
这种两头讨好的策略，在和平时期或许可行，但在两大势力对峙的背景下，注定无法持久。
摩擦是从一些小事情开始的。
先是革军的一支巡逻队，在安邑城以东三十里处遇到了一伙自称“萧王麾下”的武装人员，双方发生了口角，继而升级为械斗，各有几人受伤。事后调查发现，那伙所谓的“萧王麾下”其实是一股流窜的土匪，冒充刘秀的人马想浑水摸鱼。虽然真相查清了，但这件事在两军之间埋下了一颗不信任的种子。
没过多久，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事件。刘秀麾下的一名将领——贾复，奉命率部在河东东部征集粮草。贾复是个急性子，做事雷厉风行，但也有些粗暴。他在征粮过程中，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，一气之下烧了十几间民房。消息传到长安，陈冲勃然大怒，当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刘秀，质问此事。刘秀收到信后，也觉得很没面子，将贾复训斥了一顿，并责令他赔偿了百姓的损失。
这件事虽然平息了，但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显紧张起来。在河东地区，革军和刘秀的部队各自划定了一条不成形的界线——以汾河为界，河西归革军巡逻，河东归刘秀的部队巡逻。但这条界线本身就很模糊，因为汾河有很多浅滩和渡口，根本无法完全封锁。双方的巡逻队经常在河边相遇，有时互相瞪几眼就过去了，有时会停下来互相盘问几句，偶尔也会发生推搡和斗殴，但都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，没有人拔刀相向。
这种微妙的平衡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主帅的克制。
陈冲多次严令前线各部：“不得主动挑衅，不得越界巡逻，不得擅自与刘秀部发生冲突。如有摩擦，第一时间上报，由公府出面交涉，严禁私自报复。”他把这道命令传达给了每一位驻守在河东的将领，并派赵破虏亲自去前线督导执行。
刘秀那边也下了类似的命令。他对贾复、吴汉等将领说：“现在不是和陈冲翻脸的时候。河东的摩擦，能忍则忍，能让则让。等我们把中原收拾干净了，再回过头来跟他算账。”
于是，在双方主帅的共同克制下，河东的对峙线虽然时不时冒出一点火星，但始终没有燃成大火。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河东的百姓渐渐习惯了这种奇怪的共存状态。他们每天早上起来，先看看村口插的是哪家的旗子——如果是青色的革军旗，就去河西赶集；如果是红色的刘秀旗，就去河东买卖。偶尔也会有旗子换来换去的情况，但百姓们已经学会了不去大惊小怪，反正不管谁来，日子总得过。
在安邑城东门外的一个小酒肆里，每天傍晚都会聚拢一些来自两岸的商贩和农夫，一边喝着劣质的浊酒，一边交换着各自地盘上的消息。酒肆的老板姓胡，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，圆脸笑眼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革军来了他说革军好，刘秀的人来了他说刘秀仁义，两边都不得罪。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个“两面人”，他也不恼，笑嘻嘻地回答：“什么两面人？我这是生意人。做生意嘛，和气生财。”
这天傍晚，酒肆里来了两个特殊的客人。一个是革军那边的老兵，姓刘，人称刘老四，在河东驻防了大半年，对这一带的地形比对自己的掌纹还熟悉。另一个是刘秀那边的一个小军官，姓孙，是个屯长，负责在河东东部巡逻。两人本来是隔着河互相瞪眼的对头，但有一次在河边偶遇，聊了几句，发现彼此都是南阳老乡，一来二去，竟成了能坐下来一起喝酒的朋友。
当然，这种交往是私下里的，不能让各自的上级知道。
刘老四给孙屯长倒了一碗酒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老孙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可别往外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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