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公府正堂的灯火几乎彻夜未熄。赵破虏将自己关在偏厅里，对着地图和情报，反复推演东征的每一个细节。她让亲兵搬来了十几卷竹简，全是关于梁国地理、城防、兵力分布的记载，又让人找来了几个曾经在梁国做过生意的商人，详细询问了睢阳城内外的情况。
三天后，一份完整的东征方案摆在了陈冲的案头。
方案写得很详尽，从出兵路线到兵力配置，从粮草补给到应急预案，甚至还包括了天气因素的考量——赵破虏特意注明，必须在秋收之后、入冬之前完成作战，否则一旦大雪封路，后勤补给将陷入瘫痪。她建议出兵两万，其中骑兵八千，步兵一万两千，携带三十日的干粮，沿途轻装疾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睢阳。
陈冲看完方案，沉默了很久。方案本身没有问题，甚至可以说相当出色，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可能的情况。真正让他犹豫的，不是方案本身，而是方案背后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——分兵。
如果他亲自率军东征，关中就必须交给别人留守。但关中初定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没有一个足够分量的人坐镇，他很担心会出乱子。如果他留在关中，就必须把东征的重任交给别人。而赵破虏虽然能征善战，但独当一面地指挥一场远离根据地的大规模远征，对她来说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分兵，是最危险的选择。但不分兵，又别无他法。
陈冲在公府后院里踱了整整一个下午。老槐树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东边，又从东边拉长到几乎消失，他就在那片阴影里走来走去，眉头紧锁，一言不发。阿禾端着一碗绿豆汤过来，放在石桌上，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打扰，又悄悄地退了下去。
傍晚时分，他停下脚步，做出了决定。
他派人叫来了赵破虏、杜延年和赵岐。四个人在公府正堂里坐定，陈冲没有多余的铺垫，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决定：“东征由破虏全权指挥，率主力两万出函谷关。我留守长安，负责后方的粮草调度和全局统筹。”
这个决定一出，杜延年和赵岐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虽然他们心中隐约已经有了预感，但当陈冲真的做出这个决定时，他们还是感到了一丝不安。杜延年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
赵破虏的反应却很平静。她站起身来，向陈冲抱拳行礼，声音沉稳而坚定：“末将领命。主公放心，末将必不负所托。”
陈冲看着她，目光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他认识赵破虏很多年了，从魏郡时期开始，她就一直是自己最倚重的将领。她骁勇善战，忠心耿耿，从未让他失望过。但这一次不一样——这一次，她要独自带领两万大军，深入敌境数百里，面对的是一个拥兵十余万的对手。这不是一场局部战斗，而是一场决定关东格局的战略性远征。
他站起身来，走到赵破虏面前，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：“破虏，我给你两万人，给你三十日的粮草，给你完全的临机决断之权。我不给你设定具体的战术目标，我只告诉你一句话——打出革军的威风，让关东那些人看看，关中不是好惹的。”
赵破虏抬起头，迎上陈冲的目光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末将明白。”
出征的日子定在九月初六。那一天，长安城西门外，两万大军列阵完毕。秋日的阳光清澈而明亮，照在士兵们的铠甲和兵器上，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。旌旗在晨风中猎猎飘扬，上面绣着一个大大的“赵”字，那是赵破虏的将旗。
陈冲站在城门口，亲自为出征将士饯行。他没有做长篇大论的动员讲话，只是端着一碗酒，站在队列前面，高声说了一句：“诸位兄弟，此去关东，路途遥远，凶险难测。但我相信你们，相信你们能打赢这一仗。我在长安，等你们凯旋归来。”
说完，他一仰头，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将碗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两万将士齐声呐喊，声震云霄。赵破虏翻身上马，接过亲兵递来的长矛，高高举起，然后向前一指，厉声道：“出发！”
大军缓缓启动，如同一股钢铁洪流，沿着官道向东涌去。马蹄声、脚步声、车轮声汇集成一片沉闷的轰鸣，在秋日的原野上滚滚传播。队伍中，士兵们的脸上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——有兴奋，有紧张，有期待，也有迷茫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迈开了脚步，走向了那片未知的战场。
陈冲站在城门口，目送着大军远去，直到最后一面旗帜消失在地平线上，他才缓缓收回目光。他转过身，对身边的杜延年说：“走吧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”
杜延年点了点头，跟在他身后，走回了长安城。城门口，那两个守门的卫兵依然站得笔直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但他们的目光，都不约而同地瞟向了东方——那里，两万革军将士正在奔赴战场，去书写一段属于他们的传奇。
公府后院的角楼上，阿禾独自站在那里，望着东方渐渐消失的军队轮廓，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指甲几乎嵌进了掌心的肉里。她的嘴唇微微翕动，像是在说着什么，但声音太轻，被风吹散了，没有人能听清。
远处，秋日的天空澄澈如洗，几朵白云悠然飘过，仿佛对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一无所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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