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象那份措辞谨慎、意在拖延的奏报尚未发出，杨伯安已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位新任郡守内心那微妙而危险的摇摆。连日来，郡府对南山“账目核查”的雷声大、雨点小，高顺所部郡兵在南山方向仅限于“加强戒备”而毫无进取之意，乃至严象在公开场合对南山之事愈发语焉不详、避重就轻的态度，都让杨伯安心中那根名为“危机”的弦越绷越紧。他知道，严象的犹豫，并非源于对陈冲的同情或对“实绩”的认可，而是出于一名老练官僚对风险的本能规避，对自身仕途的精密算计。这份算计，在天下将乱未乱、朝廷权威日削的当下，本无可厚非，甚至可称明智。然而，对志在必除陈冲、并借此巩固杨家地位的杨伯安而言，这份“明智”的犹豫，却可能成为纵虎归山、贻害无穷的开端。
他必须再次出击，而且必须直击要害，打破严象那看似周全、实则脆弱的权衡。这一次，他不再准备那些琐碎的“罪证”抄本，也不打算重复那些关于“逾制”、“谋逆”的泛泛指控。那些，严象已经听过，也自有判断。他需要一句能穿透所有表象、直抵严象心底最深处恐惧与利益关切的话，一句能将其从“官僚式的审慎”推入“决断者之 necessity”的话语。
机会，在一个阴云低垂、仿佛随时可能落下今冬第一场雪的午后，悄然到来。严象以“商议年关防务及税赋事宜”为名，召杨伯安过府一叙。这既是例行公事，也未尝不是严象想借此机会，再听听这位“地头蛇”对南山之事的看法，或者说，想看看杨家下一步的动向与底线。
会面依旧在郡守府后堂那间僻静的书房。炭火比往日烧得更旺些，驱散着窗外透入的森然寒意。严象端坐主位，神色平静，甚至比前几日显得更松弛些，正用杯盖轻轻撇着茶沫。杨伯安依礼坐下，两人先就郡中几项无关痛痒的庶务交换了意见，气氛看似融洽。
茶过两巡，严象仿佛不经意地提及：“南山那边，账目核查已有些时日。张郡丞报来，所查田亩、人口、纳粮数目，与陈冲所陈大致不差，虽有细处待核，然其安置流民、垦荒实边之功，确属不易。去岁大旱，流民汹汹，南山能稳住这万余人，未使其溃散为祸，于郡中安定，不无裨益。”他顿了顿，抬眼看向杨伯安，“伯安以为，对此等虽有过失、然亦有功于地方的吏员，当如何处置，方能既肃法纪，又不至寒了办事者之心，更不至……激生变故？”
这话问得极有水平。既承认了南山的“功”，也点明了其“过”，更将“激生变故”的担忧抛了出来，显然是想听听杨伯安在“功过”与“风险”之间的权衡，或者说，是在试探杨家的态度是否有所软化，能否接受一个相对折中的处置方案。
杨伯安心中冷笑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甚至露出一丝深思的神色。他放下茶盏，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缓缓站起身，走到悬挂在书房一侧的那幅巨大的《弘农郡山川形势图》前。他的目光，准确地落在了地图上标着“伏牛山南麓”的那个位置，那里被用朱笔粗略地圈出了一个范围。
“世叔，”杨伯安没有回头，声音平稳，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，“您看这南山，地处郡之西南僻壤，山高林密，易守难攻。去岁之前，不过是片荒谷，野兽出没，人迹罕至。”
他转过身，面对严象，目光澄澈，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：“去岁大旱，流民如蝗。郡府仓廪空虚，无力全济。陈冲以一介书佐，被王前守派往彼处，本意或是权宜安置，不至饿毙道旁，酿成大乱。其时，谁能想到，不过年余光景，这片荒谷，竟能聚民过万，垦田近两万亩，练出一支上千人的丁壮，建起仓廪，修通道路，自成一套收税、管人、理财、乃至断狱的规矩？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依旧平和，却字字清晰：“世叔说他有功，确然。若无他，这万余人或许早已饿死大半，余者溃散为盗，劫掠乡里，郡府平乱，所费必巨，伤亡必多。说他有过，亦确然。擅改税制，自立法度，拥兵逾制，对抗上官，桩桩件件，皆触国法。”
严象微微颔首，示意他继续，想看他如何将“功”与“过”统一起来，得出一个结论。
杨伯安却没有立刻下结论，他走回座位，却并未坐下，而是站在案前，目光与严象平视，声音陡然低沉了几分，带着一种剖析实质的冷静：“然则，世叔，伯安近日思之，陈冲所为，其真正可怕之处，或许并非在于这些看得见的‘功’与‘过’。”
“哦？”严象眉梢微挑。
“其真正可怕之处在于，”杨伯安一字一顿，如同在剥开一颗坚硬果壳的外皮，露出内里致命的果仁，“他并非寻常意义上啸聚山林、打家劫舍的‘反贼’。那样的反贼，看似凶恶，实则如无根之木，无源之水，朝廷大军一到，或剿或抚，总能平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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