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那纸措辞严厉、明令“暂缓地方用兵、优先围剿绿林”的诏令，如同在严象与杨伯安之间本已剑拔弩张、却又因共同困境而勉强维系的关系上，斩下了最决绝、也最无可挽回的一刀。杨伯安那日从郡守府书房踉跄离去时的眼神，严象至今难忘——那是一种混合了狂怒、不甘、被背叛的刺痛，以及更深层、连杨伯安自己或许都未完全明了的，对局势失控的惊惧。自那日后，杨伯安再未踏入郡守府半步，杨家与郡府之间那层本就脆弱的“合作”面纱，被彻底撕去，只剩下一片冰冷而充满猜忌的沉默。
然而，对严象而言，杨家的反应已不再是首要考量。那纸诏令，与其说是一道命令，不如说是给了他一个在绝境中唯一可抓的、虽然布满荆棘却不得不攀的藤蔓——一个“体面”收场、至少是暂时摆脱眼前泥潭的借口。尽管这“体面”需要以威信扫地、徒劳无功、乃至成为笑柄为代价，但总好过在南山那无底洞中继续流血，直至被彻底拖垮，乃至因“贻误军机”而获罪。
他没有立刻召见高顺，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宣布撤军。在接到诏令后的两天里，他闭门不出，只与郡丞张堪及少数绝对心腹秘密商议。他们需要设计一套说辞，既能解释为何突然放弃对南山的“进剿”，将责任推给“朝廷大计”与“南方剧变”，又要尽力维护郡府最后一点颜面，不至于让撤退变成一场溃败。同时，抽调兵员粮秣南下协剿绿林军的任务，更是迫在眉睫，丝毫不能出错，这关系到他的官帽乃至项上人头。
第三日，一道盖有郡守大印、措辞含糊却旨意明确的密令，被快马送至仍在伏牛山前线苦熬的高顺手中。密令以“接朝廷急诏，南方绿林贼势猖獗，危及社稷，着各州郡暂停次要军事，全力备剿”为由，指示高顺“相机逐步收缩防线，将所部兵马有序撤至黑石乡左近要隘驻扎，转为守势，严防南山贼众趁势出击。撤军事宜，务求稳妥，避免慌乱，尤需警惕贼人追击”。密令中只字未提“战败”、“无功”，只强调是“遵旨调整部署”，并为下一步“协剿绿林”做准备。同时，密令严令高顺，对军中士卒，需统一口径，只言是“奉诏南调，另有重任”，严禁传播“剿匪不利”、“被迫撤军”等动摇军心之言。
接到密令时，高顺正对着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发愣。营中粮草已见底，冻饿而死的士卒尸体被草草掩埋在营后的雪地里，堆起了一座座不起眼的小丘。逃兵愈发难以遏制，军法官每日都在杀人，血色浸透雪地，却压不住那弥漫全营的、深入骨髓的绝望与死寂。当严象的密令展开，看到“相机逐步收缩防线”、“有序撤退”等字眼时，高顺心中竟无多少屈辱或愤怒，反而涌起一股近乎虚脱的、混杂着庆幸与无尽疲惫的麻木。终于……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
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召集还能动弹的几名部将，开始部署撤退。为防止南山察觉动向，突然出击，他决定分批后撤。先令伤兵、病号及部分羸弱士卒，在少量精锐护送下，携带所剩无几的贵重器械，趁夜色悄然先行。主力则仍保持营垒旗号，白日里照常派出小队巡哨，生起炊烟，做出依旧对峙的假象。待前队安全抵达预定地点（黑石乡外一处旧军堡）后，主力再于下一个夜晚，焚毁无法带走的笨重杂物，迅速脱离接触，交替掩护后撤。至于那五十名杨家向导，高顺已无心也无力顾及，只派人通知其头目杨忠，言明郡府有令，大军即将“移防”，让他们自行决定去留。杨忠闻讯，脸色铁青，却也不敢多言，当夜便带着部下，消失在了风雪山林之中，想必是抄小路急回郡城向杨伯安报信去了。
撤退的过程，比高顺预想的更加艰难，却也出奇地“顺利”。艰难在于，士卒们早已身心俱疲，冻馁交加，听到撤退命令，最初是难以置信的狂喜，随即便是归心似箭的混乱。维持秩序，防止溃散，成了比应对敌军更头疼的事。许多士卒丢弃了残缺的兵甲，只为减轻负担，跑得更快些。那些冻饿而死的同袍遗体，大多被遗弃在了冰冷的营地里。所谓的“有序”，在求生的本能面前，大打折扣。
“顺利”则在于，南山方面，自始至终，没有发动任何像样的追击或袭扰。当郡兵第一批伤兵悄然撤离时，南山防线一片沉寂。当主力焚营夜遁时，对面也只传来几声疏落的、不知是警告还是送行的号角，在风雪夜空中传得很远，更添几分凄清。没有伏兵，没有截杀，甚至没有象征性的尾随。南山贼众，仿佛真的只是“严守”在他们的壁垒之后，冷眼旁观着这支曾经气势汹汹而来的郡兵，如何狼狈不堪、丢盔弃甲地消失在风雪弥漫的来路上。
高顺心中并无庆幸，只有更深的寒意。对方不是没有能力追击，而是……根本不屑。这种冷静到极致的克制，比疯狂的追杀更令人心悸。这说明，南山的主事者，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，其目标从来就不是歼灭他这支郡兵，而仅仅是“逼退”。如今目的达到，便不再做无谓的消耗。这种对手，太过可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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