始建国七年（公元15年）的春天，似乎格外吝啬它的暖意，也格外慷慨地降下连绵的、带着刺骨寒意的雨雪。当伏牛山南麓的积雪终于在泥泞中彻底化尽，露出底下刚刚萌发怯懦新绿的草芽时，一股与这孱弱春意截然相反、带着铁锈、血腥与绝望气息的浊流，开始从北方、东方、乃至更遥远的方向，如同溃堤的洪水，汹涌而沉默地漫向弘农郡，最终，不可避免地，拍打到了伏牛山那看似坚固、实则同样脆弱的边缘。
最初的迹象，并非大队人马，而是零星的、三五成群的、衣衫褴褛却大多带着兵刃创伤、眼神浑浊而警惕的汉子。他们自称是从并州、幽州败退下来的戍卒，或是家乡被胡骑蹂躏、无法存身的边民。他们不再像往年那些单纯因饥荒而流徙的灾民，眼中只有对食物的渴求。这些人的眼神深处，藏着一种更复杂的东西——对战争的麻木，对秩序的幻灭，以及一种近乎野兽的、为求活命不惜一切的凶悍。他们徘徊在南山外围的山林与废弃村落，猎食野兽，甚至偶尔劫掠落单的行人或小股商队，但更多时候，只是沉默地窥探着那座据说能“活人”的山谷。
紧接着，零星的“游勇”变成了小股、乃至数十上百人的队伍。他们中开始出现穿着破烂号衣、却依然保持着某种行军队列的溃兵，由低阶军官或强悍的老卒带领；也出现了拖家带口、但青壮男子手中同样握着削尖木棍或锈蚀刀剑的边民家族。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外围游荡，开始尝试靠近南山谷口，大声呼喊，恳求收容，或以手中可怜的兵刃相威胁。
“游枭”和外围哨卡传回的消息越来越频繁，也越来越触目惊心。并州雁门、云中一带，胡骑今冬掠边尤为酷烈，数处戍垒被破，守军溃散，百姓遭屠，幸存者只能向南逃难。幽州、冀州北部亦不平静，时有小股胡人入寇，更有内地因催粮逼反的民变与溃兵合流，搅得地方糜烂。而朝廷在北疆的防线，似乎已千疮百孔，顾此失彼，许多败兵溃卒得不到收容整补，便成了四处流窜的祸源。这些消息，与陈冲之前关于“新朝将崩”的判断，严丝合缝地对上了。乱世的序曲，已不再是远方的闷雷，而是真切切拍打在南山门前的惊涛。
主谷石屋内，气氛凝重如铁。陈冲、赵破虏、石勇、阿禾、青苇再次齐聚，油灯下，每个人的脸色都因连日的紧张与缺乏睡眠而显得晦暗。
“今日又来了三拨，加起来怕不有两百人，堵在西隘口外，吵着要进山，说给口吃的，干什么都行。”石勇声音沙哑，眼中带着血丝，“里面混着不少带伤的溃兵，眼神不善。咱们的人严阵以待，暂时没放进来，但……堵不如疏，长久下去，只怕会生变。”
阿禾面前摊开着最新的“公库”存粮与消耗预算简册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一行触目惊心的数字，声音低沉：“书佐，按您之前‘备战一年’的严令，咱们现有的存粮，是在极限压缩口粮、且春收有望的前提下计算的。若再大规模收容流民……莫说万人，便是再收三五千，存粮计划立时便会打破。春耕才刚开始，新粮入仓至少还得四五个月。这期间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，但意思所有人都明白。粮食，是南山生存的底线，也是陈冲一切谋划的基石。无限制收容，等于自杀。
“但这些人，尤其是那些溃兵和老卒，皆是见过血、打过仗的。”赵破虏沉声道，目光锐利，“若能将其中精壮吸纳进来，稍加整训，便是现成的兵员，可极大补充咱们兵力之不足。如今外面已乱，朝廷无暇他顾，正是扩充实力之机。若拒之门外，任其流散，或为他人所用，或成咱们心腹之患，岂不可惜？”
“吸纳？拿什么养？”阿禾忍不住反驳，指着账册，“赵司马，一个战兵，每日口粮、被服、饷钱（虽少），乃至日后可能的抚恤，皆是开销！咱们现在养两千战兵，已是咬牙硬撑！再扩，粮从何来？何况，这些人来历不明，心思难测，贸然纳入，万一……”
“可若不纳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他们在山外饿死，或聚众为盗，反过来攻打咱们？”石勇眉头紧锁，“咱们的隘口是险，可也经不起日夜骚扰，万一被他们找到咱们不知道的小路……”
众人各执一词，争论的焦点清晰无比：机会与风险，兵力与粮食，眼前危机与长远生存。所有人的目光，最终都聚焦在一直沉默不语的陈冲身上。
陈冲没有看争论的众人，他的目光落在墙上的地图，手指从并州、幽州，缓缓划向弘农，最终停在代表南山的那个点上。良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，声音因思虑过度而略显沙哑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静：
“流民潮，避无可避。此乃天下将崩之兆，亦是我南山必须面对之劫，或许……亦是之机。”
他转过身，面对众人：“赵司马所言不错，溃兵边民之中，确有可用之才，尤其是有经验的老卒、低阶军官，乃无价之宝。石勇所虑亦在理，堵门绝非上策，反易激变。阿禾的担忧，更是根本——粮食，是我们的命脉，绝不可动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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